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他的执政期相对较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逊色于前任斯大林和后继者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954年到1958年这段时期，被双方公认为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而这段时间恰好是赫鲁晓夫掌权的阶段。

1954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五周年之际，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率团来到中国。这次访问意义非凡，因为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访问也标志着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紧密合作阶段，开启了两国关系史上最为友好的一段时期。赫鲁晓夫的到访，不仅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更为后续的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次访问在当时国际形势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两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时期，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众多工业项目的支持，这些项目对新中国构建自己的工业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导致许多项目被迫中断，但这些援助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后世对赫鲁晓夫在中国的贡献进行了梳理，归纳出七项主要成就，具体包括：

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多项关键支持，包括转让多个工业项目、将四家中苏合资企业的股份移交给中方、协助培训核能领域专业人才、归还旅顺港海军基地使用权。此外，苏联还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的秘密附加条款，重新调整了人民币与卢布的汇率，并向中国提供了粮食和白糖等生活物资援助。这些举措体现了苏联对中国的全面支持，涵盖工业、军事、科技、金融和民生等多个领域。

【赫鲁晓夫与新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赫鲁晓夫与新中国领导层的初次接触，发生在毛泽东1949年末至1950年初对苏联的首次访问中。这次访问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国高层首次正式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的开端。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作为苏联代表，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首次直接交流，为后续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赫鲁晓夫当时在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任职，并兼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斯大林对他相当器重。然而，在苏联高层领导圈子里，他的资历并不算老，所以平时他行事低调，与中国代表团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触并不多。

1950年1月21日，苏联举行了隆重的宴会，纪念列宁逝世26周年。斯大林作为东道主，热情接待了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在宴会上，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苏联要员频频与中国领导人交流，举杯共饮，现场气氛友好热烈。这次活动不仅体现了中苏两国的密切关系，也展现了双方领导层的良好互动。

毛主席平时很少饮酒，在正式场合中，周恩来通常代为履行敬酒职责。当时赫鲁晓夫在苏联领导层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因此被安排在较为边缘的位置就座。整个过程中，他仅与周恩来进行了简单的礼节性碰杯，既未与毛主席交谈，也未与周恩来展开其他互动。

新中国首脑首次出访苏联期间，赫鲁晓夫尚未在苏联领导层中崭露头角。这位行事低调的政治人物与中方代表团的接触十分有限。当时没有人预料到，这位看似普通的官员日后会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并在中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扮演重要角色。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赫鲁晓夫后来的崛起及其在中苏友好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是当时人们始料未及的。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中国政府迅速组织代表团，由周恩来带队，赴苏联参加斯大林葬礼。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与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赫鲁晓夫进行了会面。

赫鲁晓夫那时已经快摸到苏联权力巅峰了，但党内还是有人持反对态度。马林科夫顶替了斯大林在部长会议的位置，这让人感觉赫鲁晓夫能不能顺利当上苏共中央第一把手，还是个未知数。

周恩来凭借其丰富的外交经验，迅速察觉到苏联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尽管在斯大林葬礼上，赫鲁晓夫表现得像是苏联的掌权者，但周恩来并未与他过多交谈。他只是以礼貌且尊重的态度，向赫鲁晓夫传达了中国对斯大林逝世的深切哀悼。

赫鲁晓夫与中国高层展开真正深入的交流，得等到1954年。那时候，他刚在1953年9月15日当上苏共第一书记，不过位置坐得并不稳。当时，马尔科夫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紧紧掌控着苏联政府的实权。这两人在各个方面都在争夺苏联的最高领导地位。

赫鲁晓夫当时急需中国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国的支持，这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1954年，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主要讨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的和平解决方案。为了确保中苏双方在会议中立场一致，周恩来在前往日内瓦之前，特意飞抵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进行深入沟通，协调双方的观点和策略。

此次访问莫斯科期间，赫鲁晓夫首次与中国高层展开了系统性的交流。他与周恩来之间的互动尤为顺畅，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在周恩来即将离俄的告别宴会上，两位领导人一同品尝了俄罗斯传统烈酒，这成为了双方友好交流的一个标志性时刻。

酒过三巡，曾在乌克兰生活多年的赫鲁晓夫兴致高涨，跳起了他擅长的乌克兰传统舞蹈。周恩来同样心情愉悦，不断举杯畅饮。令人意外的是，一向酒量过人的周总理这次竟然也喝得酩酊大醉。

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周恩来肩负着双重使命。首要目标是针对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进行充分准备，确保中方立场得到有力阐述。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与苏联方面进行深入磋商，推动其尽快落实先前承诺的经济援助项目。这些援助对于中国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周总理希望借此加快国内工业建设的步伐，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赫鲁晓夫在会谈中爽快地接受了中方的请求。他立即召见了负责对华援助的苏联官员，逐一了解项目进展及存在的障碍，并指示迅速排除所有阻碍，全力推进援助工作。

周恩来结束访问返国后，赫鲁晓夫特意致函毛泽东，明确表态将加速推进对华工业援助计划。此外，他还主动提议扩展新的合作领域，以进一步深化两国间的经济协作。

【赫鲁晓夫访华】

1954年10月1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决定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

在中国成立五周年前夕，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尽管一些苏联高层官员持不同意见，赫鲁晓夫仍坚持推动一系列对华援助计划的实施。此次会议还确定了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将赴华参加中国国庆庆祝活动。

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造访中国，这对长期以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身份自居的苏联而言具有独特意义。赫鲁晓夫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公开示好中国，背后隐藏着其深层的战略意图。作为苏联新任领导人，他需要通过这次访问巩固两国关系，同时也在国际局势变化中寻求新的外交突破。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苏联对中国的重视，更反映出赫鲁晓夫本人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敏锐判断和战略布局。

在国际局势紧张和苏联内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赫鲁晓夫不仅要应对国内的政治斗争，还急需巩固与中国的紧密关系。苏联需要中国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盟友，以共同应对国际挑战和国内压力。这种战略需求促使苏联努力构建坚不可摧的苏中联盟，确保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深度合作。

苏联当时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国内方面，斯大林逝世带来的动荡仍在持续，加之基本消费品改革措施的失利，民众生活受到不小冲击。国际层面，美国积极推动欧洲各国联合对抗苏联，使得苏联在东线面临严峻的战略压力。

面对当时的国际局势，苏联迫切需要与中国建立互利互信的战略同盟。通过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中国已证明其军事实力，完全有能力应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威胁。这种战略安排使苏联能够将东线防务压力部分转移给中国，从而获得宝贵的战略缓冲空间。

苏联的工业实力相当雄厚，尤其是在重工业领域。他们在支援新中国工业建设时，所投入的资源对他们来说负担不大。与此同时，苏联通过这种援助，获得了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价格低廉的农产品。这些物资对提升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抵达中国，展现了对华的深厚诚意。此次访问不仅带来了实质性的援助，还为两国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后人总结的赫鲁晓夫对华七项重大贡献，多数都源于这次访问的成果。这次行程标志着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双方都具有深远意义。

【赫鲁晓夫为中国做得七件好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工业水平非常落后，国家建设急需外部支援，特别是在工业领域。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时，首要表态就是支持新中国的工业发展。

赫鲁晓夫在国庆招待会上公开表示，苏联将全力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提供全面的帮助。

1954年10月12日，中国与苏联签署了一项重要协议。根据该协议，苏联将协助中国建设15个全新的工业企业，并扩展之前约定的141个企业项目的设备供应规模。苏联提供的额外设备总价值超过4亿卢布。

自那时起，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工业发展迅速提速。数据显示，在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答应帮中国搞50个大型工业项目。到了赫鲁晓夫上台后，援助力度更大，不仅限于他访华时签的协议，实际支援的项目总数达到了286个。

尽管中苏关系破裂导致多个合作项目未能如期完工，这些未竟工程依然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奠定了重要根基。双方合作期间引进的技术和设备，为后续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即便部分项目中途搁置，其前期建设成果仍在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这种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苏联专家撤离之际，中国已完成120个大型企业的建设，另有29个项目已基本完成设备安装，总计149项。这些企业大多发展成为新中国工业体系的核心力量。

赫鲁晓夫还将苏联在中苏合资企业中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了中国。这些企业包括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大连中苏造船和修船公司。

除了上述两项重要援助，赫鲁晓夫还为中国提供了另外两个关键支持：一个是核能技术的合作开发，另一个是旅顺港海军基地的使用权。这两项举措进一步加深了中苏两国在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合作。

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高层提出，希望借助苏联的技术支持，尽快突破核武器研发的瓶颈，使中国能够自主掌握核技术。这样一来，中国就能摆脱长期受美国核威胁的困境，确保国家安全和独立。

然而，赫鲁晓夫在这个核心议题上态度坚决，他明确表示苏联的核武库足以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中国无需独立发展核武器。此外，赫鲁晓夫还指出，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相对落后，缺乏自主研发核武器的必要技术储备和物质基础。

针对核武器问题，赫鲁晓夫的立场延续了苏联惯有的强势姿态。他主张将中国安全完全依赖于苏联的保护伞下，这种提议显然与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诉求相违背。苏联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外交策略，未能充分考虑中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实际需求，反而试图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这种做法难以获得中国的认同。

面对外部压力，中国首任领导层并未陷入无谓的争论，而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集中力量推进国产核武器的研制进程。他们以战略眼光把握全局，按照既定规划稳步推进，确保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外界干扰。这一决策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苏联并未在核武器研发领域给予中国实质性援助，但赫鲁晓夫仍展现了友好姿态。他承诺苏联将派遣专业团队，协助中国开展和平利用核能的相关工作。具体而言，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建造首座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同时为中国培养核能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这一提议体现了苏联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对中国的支持。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撤走了所有核能领域的专家。尽管如此，苏联帮助建造的核反应堆对我国核工业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设施为我国后续的核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使我国能够自主培养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尽管合作中断，但苏联早期提供的技术支持和设施建设对我国核工业的起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即便在外部援助终止的情况下，前期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培养仍然能够推动我国相关领域的持续发展。

旅顺港的军事设施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片位于中国领土上的重要战略要地，长期以来由苏联方面实际控制。针对这一敏感议题，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做出了明确表态。他承诺，苏联海军部队将按照既定计划，有序撤离旅顺港军事基地。这一表态为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也展现了苏联方面在相关问题上的积极态度。

中苏双方共同发布《联合公报》，针对朝鲜战争结束及印度支那地区恢复和平后远东局势的新变化，双方进行了深入讨论。鉴于中国国防实力显著增强，以及两国间日益紧密的友好协作关系，苏联政府决定将其驻军从双方共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出，同时将该基地所有设施无偿转交中国管理。这一决定标志着中苏关系进入新阶段，体现了双方在军事合作领域的互信与支持。

苏联军队的撤离任务原定在1955年5月31日前结束，但实际上他们在5月25日就完成了全部撤军工作。

中苏之间还存在一个长期未解的历史问题。1950年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强迫中国接受了一份不公开的附加协议。

根据《补充协定》的规定，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区域，以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地区，禁止向任何外国实体提供租赁权利。此外，除了中国和苏联之外，任何其他国家均不得在这些地区进行商业活动或投资，包括建立公司或参与其他经济行为。这一协定确保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仅由中苏两国控制，排除了其他国家的介入。

这份不公开的附加协议让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获得了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优越的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政府对此多次向苏联提出抗议，明确表示这种安排极不合理。中国领导人反复向苏联方面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该协定严重违背了平等互利的原则。这一协议的实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主权损失，成为中苏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争议点。

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时，曾透露出有意终止这份协议的念头。

1956年5月10日，苏联方面提出取消某项协议的建议。不到二十天后的5月29日，中国官方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支持这一提议。

这一举措体现了赫鲁晓夫对中国人民的友好行为。

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后，他在执政期间做出的两项决定对中国人民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他推动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加强了双方的经济合作，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持。其次，赫鲁晓夫主张和平共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紧张局势，为中国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两项决策虽然主要服务于苏联的战略利益，但客观上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实际益处。

调整卢布对人民币的汇率。

1956年，中国和苏联达成协议，调整了两国货币的兑换比例，定为1元人民币兑换6卢布。这一汇率与当时两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基本一致。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支付了9910万旧卢布，以弥补之前因汇率变动给中国带来的贸易结算损失。

在经济困难时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动伸出援手，提议通过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物资支持。具体方案包括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食糖的供应。同时，针对两国间10亿卢布的贸易差额问题，苏联方面提出可分五年期无息偿还的优惠条件。这一援助计划在当时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有效缓解了国内的物资短缺压力。

【参考】

关于1954年苏联援助中国15个工业项目起因的重新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12月刊。本文深入探讨了1954年苏联向中国提供15个重要工业项目援助的背景和原因。文章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中苏关系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层动因。研究指出，这一援助计划不仅体现了苏联对中国的支持，也反映了中国在建国初期对工业化的迫切需求。文章还探讨了这些项目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苏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梳理和分析，本文为理解这一关键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见解。

1954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多次会晤为两国关系升温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双方通过频繁的外交互动，逐步加深了相互理解与合作。周恩来的外交策略灵活务实，赫鲁晓夫则展现出开放姿态，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达成共识。这些会晤不仅促进了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也为后续的友好关系发展铺平了道路。通过这一系列接触，中苏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协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一历史进程充分体现了外交对话在推动国家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有七个重要方面。《党史纵横》在2005年2月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首先，赫鲁晓夫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改善，为两国合作奠定了基础。其次，他在经济领域提供了大量援助，包括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中国加速工业化进程。第三，赫鲁晓夫在军事上协助中国，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增强了中国的国防能力。第四，他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尤其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为中国发声。第五，赫鲁晓夫在教育领域也给予了帮助，派遣专家来华，促进了中国教育体系的发展。第六，他在科技领域与中国合作，推动了两国在科研方面的交流与进步。最后，赫鲁晓夫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这些举措在当时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